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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体育专家观点丨薛澜、赵静: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基于技术特性与议题属性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4-05-31 05:51浏览次数: 来源于:网络

  当人工智能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时,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便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口。通用大模型商业应用引发各界对人工智能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以及对相关发展红利和潜在风险的广泛讨论,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也被赋予国家间竞争的涵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不能被简单视为普通的新兴技术全球治理,其具有的复合技术特性和多重议题属性亟须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和议题属性带来了国际治理难点:各国均不具有实践经验与主导能力,国内议题与全球议题的传导性加强,新旧技术治理范式间存在摩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实践也在“利益相关方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主权国家战略博弈”的内涵,并呈现出各方主体“治理敏捷性”的实践特色与治理趋势。为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本文提出原则先行、分类敏捷、中间连接以及技术自治等治理思路,以启发国际社会各方参与主体的思考与行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在公私领域的广泛应用,隐私保护、技术性失业、新型武器、数字贸易争端等问题引起关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因人工智能而上升。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和应用范围之广令其成为全球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有助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引发的治理问题备受全球关注。从个体隐私、伦理风险、社会公平、就业替代,到技术竞争、军事安全、地缘政治,人工智能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已波及“地球村”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国际层面规范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已经成为影响各国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议题。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进一步扩大,技术释放的巨大潜力和带来的现实风险随之显现。在驱动经济增长和提升民生福祉方面,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令世界惊叹。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人工智能经济潜力的预测,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可每年为全球经济增加15万亿美元。[1]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是各国的普遍共识和积极愿景。但与此同时,技术的风险和潜在危害也已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影响的不可逆转性令其损害上限和危害规模无从得知,而这一新技术在群体间、产业间与国家间也产生了非对称的经济社会影响。这都是各国当前重要的国内政策议程和参与国际事务讨论的重点。特别是,人工智能还具有民用和军用的双重用途,防止军事领域滥用人工智能和避免技术军备竞赛也是重要的国际监管事项。

  然而,从国际治理的维度看,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不能被简单视为普通的新兴技术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这使得技术发展被赋予国家间竞争的涵义,也使得国际治理更加重要、迫切和具有挑战性。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两国都是技术先驱并在资金上具有优势,都在争夺人工智能治理的领导地位,因而技术创新和芯片资源成为影响两国产业实力和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此外,人工智能引发的全球性问题还与传统国际议题相结合,成为融合全球负外部性、个体伦理道德、国家安全风险、贸易与产业竞争等因素的多维治理话题,甚至可以说几乎覆盖当前所有全球性话题。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既不同于冷战前以安全与和平为目标、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维持国家共生关系的治理事务”,也不同于 21世纪以来围绕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分担和资金承诺进行讨论的“问题导向的治理话题”,这就需要从议题属性角度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国际治理。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目标是平衡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诉求,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在价值,从而赋能全球可持续发展。蕴含于技术之中的复杂问题使得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体系与规则构建迅速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过去十年,人工智能议题已经迅速进入国际治理议程,从起初的非国家主体倡议、政府和国际性机构参与,演变到重要国际组织介入,形成了多主体、多角度、多层级的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1]尤其是随着 2023年以来联合国积极参与、推动人工智能全球监管机构的建设和治理机制的构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正式进入多方博弈的新阶段。当前松散的机制复合体在形成有效合力和达成共识上还存在诸多障碍,在形成合适的国际治理机制方面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如消除社会对技术的恐惧,国际治理滞后已经制约了人工智能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进入多方博弈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如何在治理机制构建初期形成引导性的理念来避免人工智能治理失序?倘若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无法延续传统技术治理模式而迫切需要新型治理机制,在国际社会联合起来设计国际治理框架之前,应当关注哪些要点?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治理学界和实践界的重要关切。基于当前就如何规制人工智能众说纷纭的情况,本文跳出现有框架,探讨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特性和相关议题属性,分析当前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面临复杂情况的根本原因。同时,在梳理人工智能理论探讨与治理实践的基础上,给出构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的新思路。

  自2016年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性话题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跨国家的国际性技术社群、非政府组织、企业联盟、国际组织等各类主体共提出近200项关于科技与伦理的治理建议,这些建议促进了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国际治理合作。相较而言,主权国家起初更多关注国内监管和产业布局,而较少参与该领域的全球性事务,各国甚至在产业竞争中不断将国内产业发展和监管问题,与全球贸易、科技伦理等议题挂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治理共识的形成。究其原因在于,当技术竞争尚不明朗时,以隐私伦理、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等为名指责竞争对手的治理情况是阻碍他国技术发展的优先策略选择。但随着技术应用范围扩大和深度拓展,人工智能的经济效益、外部性及其治理影响日益引发关注。各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参与程度和战略部署开始明显改善,表现出试图影响全球层面技术标准、应用规范、治理准则的意图。尤其是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迭代和聊天机器人ChatGPT商业模式浮现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提升,各国政府加速了全球布局。

  第一阶段,以利益相关方为主提出治理原则和倡议,构建包容性的国际发展环境。2019年之前,企业、非政府组织、技术社群、标准化组织等非国家主体是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领域的主要行动者。[1]这些主体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提出了丰富多样的伦理原则或倡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未来生命研究所提出的“ 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2017 年)、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提出的“ 人工智能设计伦理准则”(2017 年)、美国计算机协会(USACM)提出的“算法透明度和责任原则”(2017年)等。这些松散的论坛和私人部门的讨论是萌芽状态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主要方式,旨在探索颠覆性技术的治理实践。[2]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完美体育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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